一朋友久未联系，他，某日偶尔上网，并且与我打招呼。

我：你最近好么？

他：挺好的，还是老样子呀。

我：哦，结婚了没？

他：呵呵。。。结过了。

我：啊？结过了？就是结了又离了？

他：恩。你语文真好。不过，你不要在你blog上写哦。

我笑。

 

另一朋友，她，也久未联系，某日相约吃饭，不免聊起近况。

我：艾，你和他还好伐？

她：基本已经不联系了。

我：真可惜，真的就这样分手了啊？

她：那怎么办拉！不过，你不要在你的blog上写哦。

我大笑。

 

可惜，我还是写了。因为，陌生人们，仍然不知道他和她究竟是谁。还因为, 其实有些事情，只要有一个人知道，就会悄悄地传向更多更多人，自然也包括当事人不乐意的。

尽管怎样说，还是希望上面的他和她不要生气，呵呵。

 

 

曾经，我是个记者。记者，就意味着时间的自由。早上，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；晚上，可能回家披着星星。再者，就是有了迟到、早退的特权，赶场子赶稿子忙嘛。一个新闻发布会的请柬上写着3点开始，3点半到算准时了，4点到其实刚刚好，5点是肯定要走人了，不管它开完没开完，“回去还要写稿子呢，”理由体面得上了天。这样的工作，自然好处多多，其一是自由，其二是可以顺畅地乘坐各种公交轨道，有空位坐的舒舒服服，里面的空气还有点点清新。

 

但后来觉得不能再这样懒散下去了，就去了个又像报社又像公司的地方。早上9点半上班，晚上6点下班。不过既然还是个做报纸的，时间也并没有太过苛刻。偶尔我一大意睡过了头，弱弱地发个消息给老板，往往也能凭着平日积攒的人品轻松过关。但那时候的生活总比先前要规矩多了，至少“迟到”、“早退”这些曾经的中性词已被我归入贬义的行列，随之也尝到了上班高峰人流的厉害，在蔚为壮观的地铁换乘道里行走，在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和某些往往还带着异味的男人挤在一起，这些成了惯例。但是，但是，但是，至少还留下一条值得欣慰，那个公司没有dressing code,我可以穿跑鞋加牛仔，或是crocs加T恤，所以，地铁上的臭人们，你们可以随便挤，脚下随便踩。

 

再接着，随着CPI不断攀升，我的犯贱指数也被逼不断攀升，终于在今年8月爆发。这下彻底完蛋了。早上8点半上班，于是时间对我而言就像猫的胡子一样需要精确。量的准，有饭吃有活路；量不准，死路一条。7点半出门，正常行走速度，可以赶上7：45分的那班二号线，在东昌路下来换上破班车，8点15分到公司；7点35分出门，若是没有赶上7：45，那下了东昌路我就要狂奔了。有一次，狂奔中，我手里还握着看完的地铁报，看到一个老头在等拿废报纸，我“唰”地一下仍给他，我眼角地余光告诉我，那报纸是飞向老头的，吓到他是肯定的了，有没有让那可怜的老头受伤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阿弥陀佛！为什么狂奔？因为如果赶不上8：10分的班车，等待我的将是8：25分的班车，迟到，和老板恶狠狠的眼神。。。。哦，对了，我的crocs已经彻底歇菜了，我穿的是职业装和高根鞋，dressing code是魔鬼。

 

一个自由散漫地记者，就是这样消失的。。。。剩下的记者，请珍惜；正在消失的，与我一起怀念。